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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2016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论坛暨第叁届普惠金融论坛在京举行。逾800位互联网金融界、传统金融界、投资界等相关领导、专业、跨界人士参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着名经济学家、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贾康出席并发表致辞。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文字实录整理：

贾康：谢谢主持人。尊敬的蔡鄂生副主席，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普惠金融论坛迎来第叁届，我借此机会代表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助力供给侧改革，以金融（包括互联网金融）视角探讨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发展。借此机会，我也以一个研究者的定位，就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简单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需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时候，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后面还逻辑很严密地表述了：要由此增强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即打造新的动力机制和对升级版发展状态的追求，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认为这个讲话精神，体现着最高决策层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方面的新思维，合乎逻辑地指向五中全会对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重要精神，也内在地关联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所内含的理论创新发展对科学决策的支撑。

供给侧改革现已成为方方面面热议的一个主题词。我们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事关我们如何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全局。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这些年努力致力于经济学领域的反思，并导向于深入研讨新供给经济学的系统化认识，我愿在此结合中央精神，简单勾划一些认识要点。

概念上讲，我们认为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社会中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政府调控职能，就在于怎么样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而调控的技术路线过去就已很清楚地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现实生活中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属于总量型，指标是单一可通约的，就是整个市场中流动性怎样掌握，以对银根的抽紧或者放松来实施反周期操作。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确定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也在这方面积累了反周期的需求管理调控经验。

然而过去中外从理论到实践，应该讲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虽然必定会涉及到，但是认识很不系统。过去中国的政策实践中已强调过多次“定向宽松”，所谓“定向调控”，这说的是什么？绝对不是讲需求管理，而是属于供给管理的命题。供给管理中的结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指标复杂得多，绝对不是单一货币供应量的指标，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结构问题。尽管理论上的分析认识还相当薄弱，但可观察到的调控实践中间的供给管理问题却不可回避——事实上，美国人在自己的金融创新走过了头，引发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最后冲击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之后，在应对危机中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框架而实行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措施，最关键的是运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走到对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极大地扭转市场了预期，带来了以后使全局稳定下来的走向复苏的新阶段。现在美国已告别量化宽松，进入了升息轨道。中国这几年在积极探索货币政策的所谓总量型政策工具的结构化运用方面，也体现了过去需求管理所不能够解释的政策要点，并不得不注重和多次强调结构优化问题。

从基本原理来说，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恰恰才是划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以供给侧视角看人类社会发展，人与物关系形成的生产力角度和人与人关系形成的生产关系角度，都可以合乎逻辑地看出，实际上人类社会一步步发展起来，就是在人必然有的需求要得到满足这样一个原生动力之下，在供给侧会不断对需求做出响应，而这种响应机制必然在创新中间一步步地向前走，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所以一开始人类脱离动物界，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供给特征的最初阶段，后来上升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工业革命后又经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而现在我们是处于信息革命的高新技术时代，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时代，这都是供给侧的创新，使我们一个一个阶段发展起来。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特征，从学理分析，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生产力里面的劳动力、劳动力对象和劳动工具，都是供给体系中不同要素的结构性划分--我们必须处理好这样的结构问题，而生产关系，更是所谓结构性改革要处理的制度供给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转轨的经济体，要实现现代化，关键的供给就是制度供给，改革就是要解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我们过去在需求管理中有“叁驾马车”这样的认识，其一定意义上的贡献，就是把需求这个总量型管理问题开始结构化了，但是结构化的逻辑在需求侧无法展开和完成，必然要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完成供给机制和整个供给体系构建问题。过去注重需求管理，所内含的理论假设是供给侧是完全竞争，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但恰恰实际生活表明，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必须做矫正还原，考虑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怎么理性地加上政府结构优化政策措施，合理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客观上所要求的总体而言，是既避免市场失灵也要遏制政府失灵状态，这当然复杂得多。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努力，是在供给侧打通物质生产力和人际生产关系的视角，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互动处理好——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发展理念、排在第一动力位置的创新驱动，实际上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结合，叁层互动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历史性攻坚克难的任务。

在中国供给侧改革概念之下，直接对应了对现在新常态怎么样认识、适应和引领的问题，在这个引领方面，我们主观可为的龙头事项，是十八大以后，叁中、四中、五中全会一路走来，依据最高决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体系化的现代发展理念，要通过供给侧为主的系统工程实现新一轮生产力的解放。所以，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讲，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强调的就是改革为统领、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经济增长中间“中高速”的直观表现到底是7%左右，还是6.5%左右，不是关键——虽然是十叁五期间需要6.52%以上，才能对接全面小康指标——更关键的是在底线守住的时候，还一定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还要有后劲。这样的供给侧视角，又明显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年度的短中期视角，必然追求短期与中长期的衔接，而追求实现长期的、战略性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中央的精神实质，是在2020年全面小康同时，还必须使叁中全会以来部署的顶层规划中的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换句话说相对容易实现的全民小康，如不匹配上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成果，这个全面小康的价值会大大折扣，因为全面小康只是中国梦实现过程的一个结点，关键在于形成后面的可持续性和发展后劲。

以上这些属于对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理解。具体分析有更丰富得多的内容：供给侧至少有五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与制度。对这五大要素，国际经验分析和中国实践都可以认证，在一个经济体的起飞阶段，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前的发展中间，前面叁项更容易体现出支撑力，更容易发挥作用--中国就是这样：一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为中心，低廉劳动成本一直支持我们发展到世界工厂；过去土地资源开发没有与市场对接，而一旦对接，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物质利益驱动下，展现了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发展进程——但后来又带来一系列挑战：如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扩大建成区的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劳动力方面现在看到了原来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变成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劳动成本不断升高--这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过程中间低端劳动者收入这几年比总体提高得更快一些，正面说是好事，但负面说，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也就是我们原来一个重要相对优势的丧失，因而我们的传统制造业不得不往外转移。在这前面两项因素的支撑力明显下滑的同时，再看资金与资本，原来我们自己严重匮乏，靠引进外资，同时带来了管理和技术，于是支撑了我们发展，使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又迅速雄厚起来，现在规模已相当可观，但现在中国的突出问题变成了是大量资本在找什么是合适的投资对象，常规投资项目的边际收益递减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打后两项的主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邓小平的判断到我们的学理论证，可知科技是以走创新道路产生乘数效应的供给侧一个最重要动力的来源；同时中国特别要以制度方面的变革，打开千千万万的公司、千千万万的科技人员聪明才智、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这是中国最主要的命题。从这个意义来讲，制度供给这个要素甚至要高于技术--后面这两项的文章要做好做足。所以，我们必须冲破一系列供给约束、供给抑制，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来源主要就是后面两项。

按照这样一套理解，回到今年主题，中国现在金融方面的创新要更加强调怎么样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实体经济方面的发展需要更好得到制度机制和金融体系的有效供给，才能够实现健康化、现代化。金融和实体经济结合在一起，推动实体经济升级换代，是要通过我们供给体系质量和功能、效益的提高，在走向新常态过程中间打造“升级版”。

我们的互联网金融，显然需要应对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的困难、风险和挑战。我们应该坚定地走创新发展道路，又要理性处理与金融、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风险识别与防范的成长过程，要把“互联网+”与我们中关村国家级战略层面构想的战略目标和创新逻辑，更好地融汇，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互联网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